《炎黄春秋》25年终换血:爱国求实还是造谣?

发布日期:2022-05-10 10:35   来源:未知   阅读:

  【摘要】2016年夏天,《炎黄春秋》编辑部的改组,是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作为历史虚无主义大本营的旧《炎黄春秋》编辑部的瓦解,也意味着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战役性胜利。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时刻,我们摘编了这三篇文章,比较好地反映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炎黄春秋》编辑部改组,不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走向更高阶段的开始。

  【编者按】:2016年夏天,《炎黄春秋》编辑部的改组,是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件大事。它意味着作为历史虚无主义大本营的旧《炎黄春秋》编辑部的瓦解,也意味着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战役性胜利。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时刻,我们摘编了这三篇文章,比较好地反映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炎黄春秋》编辑部改组,不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走向更高阶段的开始。

  近日,《炎黄春秋》官方网站发布公告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决定,对主管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社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杜导正年事已高(93岁),不再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和法定代表人。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大换血。

  据媒体报道指出,被解聘的包括93岁社长、总编辑杜导正,副社长胡德华和总编辑徐庆。艺术研究院指,杜导正“年事已高”,人事调整是按照中组部的相关规定进行。新任社长贾磊磊今年60岁,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总编辑郝庆军今年48岁,此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传记文学》主编。通知还称,任命杜明明、张锋波、王瑜瑜任副社长,其中只有杜导正的女儿杜明明曾在《炎黄春秋》工作。

  《炎黄春秋》不管是“停刊”,还是全面改组,看来都是大势所趋,浙江省杭州市又发生一起事件位于余杭区,人心所向。虽早就该这么做了,但毕竟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按照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和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决定,对主管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社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充实,杜导正年事已高(93岁),不再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和法定代表人,由贾磊磊任社长,郝庆军任总编辑、法定代表人,杜明明、张锋波、王瑜瑜任副社长,陈剑澜、徐庆全、王彦君、冯立三、丁东、柯凡任副总编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次对《炎黄春秋》杂志社领导班子调整充实所依据的相关政策和规定是:

  1.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任职条件的暂行规定》第8条:“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是主管、主办单位的在编人员。”

  2.中央组织部2013年第18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第2条规定:“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三年后到企业兼职(任职)的,应由本人向其原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报告,由拟兼职(任职)企业出具兼职(任职)理由说明材料,所在单位党委(党组)按规定审批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第3条规定:“按规定经批准在企业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领取薪酬、奖金、津贴等报酬,不得获取股权和其他额外利益;兼职不得超过1个;所兼任职务实行任期制的,任期届满拟连任必须重新审批或备案,连任不超过两届;兼职的任职年龄界限为70周岁。”第8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在其他营利性组织兼职(任职),按照本意见执行。”

  顷读《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杜导正写的《〈炎黄春秋〉二十五周年感言》及该刊编辑部写的《我们二十五岁了》两文,觉得真是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杜导正先生是怎么回顾的呢?他说,“我们的杂志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对于中国现代史尤其中共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我们有了很多的突破”。编辑部文章则称,杜导正“对历史有深切的反思”,“身体力行”了“求实存真”原则,具备了一种“获得了杂志社内外支持”的“胆识”。这个场可是捧得高了。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事实是铁面无私的。翻开《炎黄春秋》25年的历史,正是刊物自身离“实事注是”的宗旨越来越远的历史,堕入靠谎言讨生活的历史;离改革开放越来越远,堕入反改革开放的历史。

  《炎黄春秋》创刊25年来,可以分两个阶段。在它初创的头十年中,还算是一份基本健康的杂志。那时,杂志的主办方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由、李政道任名誉会长,周谷城任会长,萧克任执行会长,著名作家,《中流》杂志主编魏巍则是副会长之一。

  这十年中,《炎黄春秋》在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人物的回顾和叙述方面,发表了许多正面的文章,其中,关于同志的文章多数符合1981年《历史问题决议》对同志的评价,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还刊发了不少为同志辟谣的文章,明析是非,澄清视听。许多领导人、将军和社会知名人士如、阴法唐、莫文骅、郑天翔、喻权域等都纷纷在刊物上撰写评论、文章,深受读者欢迎。

  如果说那时就有一些文章显露出味道不那么正的迹象,也还是隐隐绰绰、藏头露尾,不敢十分放肆。但是,一些迹象表明,这本刊物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十年过后,这种渐变逐渐趋向蜕变。刊物的办刊方针逐渐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变得面目全非了。在对待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人物上打着“反思历史”和“重现历史真相”的旗号,竭力渲染历史虚无主义,恣意践踏实事求是的正确原则。这方面的文章和观点可谓浩如烟海,不可胜数。这里仅举若干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以见全豹。

  周瑞金说:“在伟人政治时代(指主政的27年),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搞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一个个接班人被清除掉了。到强人政治时代(指主政的11年)出现上世纪80年代逢单反自由化,逢双反左的现象。由此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政治局常委会很少开。后强人时代党的领导人(指、主政时代),都受到政治老人制约。这个时期党内斗争出现什么动向?转向了政治局成员。如此看来,党执政以来63年时间里,不论在什么时期,党内都充满着斗争。要允许党内有派,允许常委内有不同政见之争。这是常人政治时代(指十八大以后习主政时代)政治局常委会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

  李锐说:“现在由党内的机构,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其弊端日益突显,应尽快废止各级党委的政法委。”

  江平说:“到底是司法独立还是司法服从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法院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完全由行政领导来决定,这是一个大危险。”

  童之伟说:“法官、检察官原来是党员的,任职后可保留党籍,但应该冻结组织活动,终止与党的组织联系;原来不是党员的,在任法官、检察官期间有义务不加入任何政治组织。各级法院、检察院不再设立党组,内部也不再设立机关党委等政党组织,终结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与法院、检察院之间事实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袁鹰说:“胡绩伟坦承有两个根本问题:一、我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正确的真理?二、我参加中国是不是走错了路?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在心中酝酿了几十年,没有作出圆满的答复我自己,是老胡的后辈,自以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参加也有六十多年,如果认真反思:年轻时信仰和追求的,同现在见到的是一回事吗?我信仰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我究竟当了一个什么样的员?恐怕也是要辗转反侧、心情不得安宁的”,如此等等。

  攻击党的领导,散布对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怀疑,对一个员入党初心的怀疑,对党史、人民革命史的颠倒、歪曲和虚无,在近15年《炎黄春秋》各期各篇中,堪称比比皆是。

  《炎黄春秋》“玩”历史虚无主义可谓达到了极致。一个北大教授硬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同基督教、儒教一样,把“历史终结在一个设想的未来阶段”,“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它着力攻击所谓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说苏联“把人类的从古代文明到眼前资本主义文明的漫长历史完全地虚无化,将其贬低为没有任何价值的一堆垃圾。”又称,这种“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比原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用谎言叠加谎言、谣言交集谣言,恶狠狠地深刨党的祖坟,真是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颠倒和歪曲,最猖狂的是对开国领袖的攻击和丑化。十几年来,《炎黄春秋》以反毛专业户自居,以反毛为己任和本色,几乎到了无时无刻不反的地步。杜导正先生等深知,要把这个党的革命史虚无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连根拔掉,最佳切入口是反毛。把彻底反掉,一切就如愿了。一顶顶最恶毒的帽子加在的头上,一盆盆最污秽的脏水泼在身上。这样的一种渗入骨髓的深仇大恨连许多外国人都瞠目结舌,完全无法理解。《炎黄春秋》的反毛真是达到了“突破”了又“突破”的境界。

  杜导正先生们的盘算是彻底反掉了,他们那一套“改制换向”的策划就可以全盘付诸实施了。而这也正是他们办刊宗旨中的另一句话:“坚持改革开放”。他们要坚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呢?十几年来,人们看得很清楚,在《炎黄春秋》的版面上,紧锣密鼓地,几乎每期都可读到的推崇西方宪政民主,西方政治体制框架等一切以西方马首是瞻的文章,就是他们坚持的改革开放的内容。用实事求是的幌子把中国党、中国革命,开国领袖虚无掉,把西方的宪政推出来,而这也正是《炎黄春秋》办刊宗旨的底牌。

  这一期刊物还有一个特色是文章中登了许多题词,计有十六幅之多,全为正面肯定、激励之辞。但是,《炎黄春秋》的先生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实际上是办了一件蠢事。他们的初衷是拉着虎皮当大旗,是为了抬高他们的身价。但是细细看了那些题词的年月日,除去未写上者以外,均为1991、1992、1996、2001年所题。那是《炎黄春秋》创刊头十年期间,以正面文章为主的期间。这些题词的内容大体切合这家刊物当时的实际。但是打从2002年,《炎黄春秋》逐渐彻底变质以后,竟无一幅题词刊登!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绝大多数题词人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热爱,热爱思想的领导人、知名作家、知名社会人士。他们对创刊头10年的《炎黄春秋》题了那些词是适当的。问题在于,2002年以后,杜导正们完全背离了那些题词寄予的希望。

  人们还注意到,同志的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在这家刊物的版面上,近年来已经不止出现一次了。他们累次刊登同志的题词,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用心。这一点,你懂的,大家都是懂的。

  同志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非常热爱同志。他认为,“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仲勋同志是《炎黄春秋》创刊10周年的2001年题的词。10年过后,这家刊物变成了反毛专业户,却还把仲勋同志的题词在他去世后又在刊物的版面上挂出来。《炎黄春秋》为了抬高自己,不择手段,欺世盗名到了这个地步,可称叹为观止。仲勋同志在天有灵,他能原谅吗?

  反面教员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炎黄春秋》这一次又结结实实地给我们上了至为生动、深刻的一课,使我们大家都大长了一次见识,红包封面不用抢只要记住这三点!有人月入数万一条灰产,大开了一次眼界。

  英雄是先进价值观的载体,是国家民族的脊梁。习总书记指出,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然而,总有人蓄意诋毁我们的民族英雄、人民英雄,贬损英雄形象,颠覆英雄意义。比如,对“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群体,他们不是宣传“狼牙山五壮士”英勇抗敌的事迹,阐释其精神,而是考证“在何处跳崖”、“怎么跳崖”、“五壮士是否拔了群众的萝卜”等与英雄事迹无关的所谓细节,并以此为线索作出似是而非的推测、质疑乃至评价,否定主要史实的真实性,贬损“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形象和精神价值。当人们对这种歪曲历史的行为表示质疑时,他们往往祭出“”、“学术自由”的理由,振振有词地抗辩。这一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在“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起诉洪振快侵害名誉权案中,清晰地对这种行为亮出了红牌。

  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解构”只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新冒出的一股浊流。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以“重新评价”为名,肆意歪曲党史国史,否定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贬损革命前辈,诋毁党的领袖,甚至不惜编造事实,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这股思潮抹黑了英雄、颠覆了历史,造成了价值观混乱,消解着民族复兴的根基,侵蚀着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

  习总书记强调,研究历史,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狼牙山五壮士”是中国领导的八路军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伟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群体,是中国领导的全民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事件载体。在抗战时期,他们的事迹成为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反抗侵略、英勇抗敌的精神动力;在和平年代,他们的精神仍然是中国人民不畏艰辛、不怕困难、为国为民奋斗终身的精神指引。可以说,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已经获得全民族的广泛认同,已经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这就是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基本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正如有的网友质问洪振快们:“狼牙山五壮士”是不是抗日的人民军队?他们是不是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战斗?他们有没有威武不屈英勇牺牲或负伤?罔顾这些基本史实,而去搞什么“探微”、“揭秘”,这根本不是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者所应秉持的学术态度。

  事实上,一些人贬低英雄、歪曲历史,其真实目的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9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付出巨大牺牲、作出最大贡献,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一些人却无视这些基本事实,企图通过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党的历史功绩,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如果听任这些言论大行其道,势必搞乱党心民心,危及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政权安全。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与历史虚无主义之争并非学术之争,而是价值观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如今,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法律、法治为我们捍卫我们的民族英雄、捍卫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效方式和途径。这次“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起诉《炎黄春秋》原任人员侵害名誉权案的审判,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